我國傳統文化精華的組成部份_宗教信仰

  道教創於東漢,在早期科儀中道教音樂的資料,現在能見到的不多。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 (公元415年)寇謙之所得的“雲中音誦”,即“華夏頌”、“步虛聲”,是道教音樂較早的書面記載。

  唐代道教因受帝王之崇拜,盛行一時。高宗令樂工制作道調;武後重視道教,曾一度把內教坊改名為雲韶府;玄宗不但令道士、大臣進獻道曲,還親自研究道教音樂,糾正當時道士演唱的一些訛錯。《冊府元龜》卷五十四雲:天寶十載 (公元751年)四月,玄宗“於內道場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”。唐代道教音樂一方面受到宮廷的影響,另一方面又不斷吸收民間音樂、西域音樂的養分,例如把《無愁》改為《長歡》,《老壽》改為《天寶長壽》,《蘇羅密》改為《升朝陽》,《龜茲佛曲》改為《金華洞真》等等。道教音樂在唐代得到瞭較大的發展和提高。

  唐末五代時期,道教音樂繼續吸收民間音樂,張若海在《玄壇刊誤論》十七中說:五代修齋用樂,繼續 “廣陳雜樂,巴歌渝午,悉參其間”。直至北宋時,則出現瞭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一部道教音樂的譜集——《玉音法事》,其中記錄瞭從唐代傳至宋代的道曲共50首,是一份極其重要的道教音樂的文獻。南來時代,道教音樂在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流行,並為更多人瞭解和喜歡,《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》卷五十七說:“時俗……工習聲音以為悅”,這也就是說,當時道教的齋醮,對聲樂、器樂的運用已經比較講究(工習)質量,而且這種講究已在道士和群眾中成為一種風氣(時俗)。對演唱、演奏的質量提出工習——專業化的要求,正是道教音樂在唐代以後繼續發展提高的必然結果。

  明代道教經過部門科儀的編定,道教音樂不但有新的發展,而且更加規范,可以說已進入 “定型”階段。明成祖時,又出瞭一本道教音樂的譜集——《大明禦制玄教樂章》,該書用我國傳統的工尺記譜法,記錄瞭道曲14首。我們從這本譜集以及《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》、《聖母孔雀明王經》等經書中可以看到,明代道教音樂極其豐富,既有承襲唐、宋、元之舊樂,又有吸收南北曲音調的新制道曲,還有直接采用民間小調和音樂,如“清江引”、“變地花”、“采茶歌”等等。明末清初的葉夢珠在其著作《閱世編》卷九中,例舉童年所聽的道教音樂與老年時所看到聽到道教音樂中的差別,對道教音樂發展變化之快很不理解,他驚嘆晚年所聽的道教音樂“引商刻羽,合樂笙歌,竟同優戲”。可見,明代的道教音樂已經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。

  明末以來,道教逐步衰落,但是民間的道教活動,仍然很流行。甚至本世紀四十年代未,道教齋醮儀式在江南及南方各省的農村中,仍然十分盛行,這就使明代的道教音樂傳統基本上保存至近代。

  通過上面這一簡單的歷史回顧,我們可以看到,道教音樂已有一千五百餘年的發展歷史,它包含有獨唱、吟唱、齊唱、鼓樂、吹打樂和器樂合奏等多種音樂形式,在齋醮法事中,這些形式不斷更換,靈活地組合,恰如其份地表現出召神遣將,聲勢磅礴的場面;鎮壓邪魔、劍拔弩張的威風;盼望風調雨順、求福祈願的心情,清靜無為、仙界縹緲的意境。為道教的齋醮增添瞭莊嚴而強烈的氣氛,給人以 “耳聽仙樂”之深刻印象。道教音樂漫長的發展歷史以及它的藝術成就,說明瞭它理應是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精華的組成部分之一。



  此外,道教音樂同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,有十分密切的關系。從三百二十卷的《靈寶領教濟度金書》中,人們可以發現,有關農業生產和生活的水災、蟲災、雷擊、瘟疫、傷病、生亡、延壽等等都列入瞭道教齋醮的內容。對於這些齋醮科儀的產生及評價,是宗教學的任務,而我在這裡想說明的是:齋醮儀式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信仰宗教的人們的需要,因此,齋醮所用的道教音樂,也是服務於這個需要。任何一種音樂,離開人民和社會的需要,它不可能產生和發展,也不可能保存下來。道教音樂能歷經千餘年由道士代代相傳下來,這不能不說是社會需要,而且主要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農民需要的結果。

  請看《上海市自治志》這本地方志,其中一張通告講到光緒末年, “滬上夏秋之交,居民惑於禳解之說,往往設壇建醮,舉國若狂,靡費不貲”(138頁)。北京民族音樂研究所編印的《宗教音樂》的“道教音樂”一章中也說到:“衡山的道教音樂比較出名,所以不但在本地較多被請去做法事的機會,而且也常被請到廣州去做法事”。李民雄先生的《浙江民間吹打音樂研究》一書,在列舉瞭浙江地區農村中齋醮盛行的情況之後還指出:“在舊社會裡,廣大活村中的文化生活是非常貧乏,因此,道場幾乎成為人們文化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”。我以為這裡所述的“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”,決不意味著中國農民偏信道教,應該說,中國農民的宗教信仰較淡薄,而且不專一。所謂的“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”,一方面無非是指齋醮同生產、生活有關。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,農民為瞭生產豐收、生活平安,除瞭尋求“神仙”保佑,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?另一方面,道教音樂作為一種有歷史傳統的並有一定藝術水平的音樂,對於宗教觀念並不十分強烈的農民來說,除瞭寄托信仰的要求外,也許更多的是把它們當作具有一定欣賞價值的道士們的“演出”。民間的口頭禪稱為“看道場”,在農民心目中,這個“看”和看戲、看龍燈的“看”,並無差別。我以為,在中國封建社會中,也許隻有這種具有歷史傳統而且比較豐富的音樂,是供社會最低層的階級——農民作為欣賞者來欣賞的。這是其它任何一種有歷史傳統的專業音樂都未辦到的事,它們也都沒有象道教音樂那樣擁有這麼多的“觀眾”。道教音樂正是憑籍著民眾的信仰需要和藝術欣賞的需要,因而能持續發展直至今天。在道教始有音誦以來的一千多年來,音樂史上興興衰衰,“樂府”、“教坊”、“太常寺”擁有許多樂官、樂工、教員,但是,其中又有多少音樂資料和音響傳至今日呢?大量傳下來的隻是一些文字性的記載,這樣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。和這些音樂的結局相比較,道教音樂可算得是一個“幸存者”瞭。當然,道教音樂在歷史上也有不少的失散,但是依靠民眾和社會的需要,依靠著道教的宮觀、道士組織上的相對穩定,使道教音樂能以代代傳承的形式,使它有可能把大量的古代音樂和古代民間音樂保留到今天,成為“得天獨厚”的古代音樂的寶庫之一,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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